中国通史也需图说

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朱大渭先生主编，多位历史与文物考古方面专家学者共同著作的《中国通史图说》，文字简赅明畅，内容概要充实，兼有大量选择得当的图版，可谓众美俱臻，必能博得广大读者的欢迎。承作者不弃，要我在这里写几句话，只能抒发一些浅薄的感想。

“左图右史”，从来是中国历代史家的一种理想。史在古代发源极早，很可能在文字初创之时，就具有了记录事迹的作用。有外国学者讲中国人是历史的民族，从史于中国源远流长，史书汗牛充栋来看，可说当之无愧。古人早已发现，文字描述尽管繁复曲尽，仍有不如具体形象之处。图象和文字彼此补充，互相配合，才能最充分地说明史事。

图在我国的出现，也是相当早的。《尚书》载，西周初年周公往营成周，卜定新都位置，即遣人以图报告于成王。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宜侯失簋，铭文记康王改封虞（吴）侯失于宜，也曾观览“武王、成王代商图”和“东国图”。这些图，包括一般的形势图及专用的基址平面图、军事史地图，估计都绘于大面积的牍版之上，其技术已经很发展了。晚周到秦汉时期，已有图文并茂的书籍。例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兵法，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，便有图四十三卷之多。其中的《吴孙子兵法》即通称的《孙子兵法》，计八十二篇，图九卷；《齐孙子》即《孙膑兵法》，共八十九篇，图四卷。再如《山海经》一书，很多部分本应以图为主，文字乃是图的解说。

以文物印证历史，北宋时便盛行。那时编纂的种种金石图录，本来目的就在于证史。20年代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互证的“二重证据法”，其根源即孕育于此。不过，在还没有现代绘图与摄影技术的时代，图、文的配合无法做到完美的境界。

近年许多史学家都注重图的运用。历史研究所由郭沫若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史稿》，50年代发轫时即预定配有地图集和文物图集，可惜后者由于条件，至今未能出版，实为憾事。记得“文革”刚刚结束，就有出版家提出要编一部插图本中国通史，也是限于当时条件，没有付诸实现。

有丰富图片，或以图片为主的历史书籍，真是太需要了。在国外，这一类书籍已经很多。日本、英国等地，曾出版一卷或多卷的插图本中国史，或者中国文化史、文明史，印制大都精好，但在图版，特别是文物图片的搜集选用方面，难免有一定限制。朱大渭等先生的这部《中国通史图说》，由于作者有很高的史学素养和研究经验，于历史文物更是取材宏而抉择精，图文有机配合，适合不同方面、不同层次的读者，其优长翻阅即见，用不着我在这篇小序中多说。我只希望诸位作者能在这部好书的基础上，继续前进，在不久的将来撰成一套多卷本彩色版的插图中国通史，满足学术界与公众的期望。